赵卫涛 I 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初探:变局、挑战与应对

摘  要：对于任何政党而言，基层组织(party on the ground)都是其存在、发展与壮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壮大期后便迅速陷入长期的总体衰败进程。冷战结束后，西方政党在组织建设层面又开始不断面临意识形态、社会认同、互联网与新媒体变革等多重危机与挑战。对此，西方政党围绕组织建设分别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与变革。

关键词：西方政党；基层组织；政党危机；社交媒体；适应性变革

政党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时至今日，政党及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政治生活的核心组织力量与基本运行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党政治几乎就是现代政治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经历短暂的黄金发展期后，西方政党政治开始长期陷入来自意识形态、组织、社会认同与新技术变革等领域的多重危机之中。冷战结束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述变局与挑战又在不断深化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与表现。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基层党员与组织都是其存在并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政党政治的研究路径必须由传统的单一维度走向多元化。其中，作为政党组织三张“面孔”之一的基层组织(party on the ground)无疑属于政党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冷战后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

面临的变局与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对于西方政党究竟是不断走向衰落抑或出现复兴的讨论，是国内外学界持续争论的热门话题。尽管不少西方主流学者坚持认为，冷战后西方政党在总体发展趋势上既非衰落亦非停滞不前，而是一种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环境下的适应性调整。然而，无论从党员人数、党组织数量及其自身建设，还是从民众对政党的社会认同等多方面来看，西方政党陷入长期的组织危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危机自然也给政党自身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与不确定性。

1.意识形态与社会认同危机

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最大变局与挑战首先来自于党员人数的锐减与党组织数量的大幅萎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意识形态在冷战后西方政党政治发展中作用与地位的显著变化。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曾经是西方政党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以及塑造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然而，伴随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对西方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与发展而言越来越成为一柄“双刃剑”。“意识形态既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政党危机的来源;全球范围内主导意识形态的消长不但决定了一个具体政党的地位，而且型塑了世界政党政治的生态。”随着两极对峙格局的终结，冷战期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元对立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失去了以往的统治地位，民众针对政党的社会认同变得日益多元化、碎片化。一方面，欧洲传统的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力量或不断陷入衰退甚至彻底消失，或被迫寻求转型;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中右翼政党或新型政党虽然有所壮大和发展，但并不足以填补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大量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真空”。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同时，选民的政治倾向也呈现离散化趋势，无固定政治倾向的选民比重不断增大，战后传统的以固定党员为基础的政党概念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2016年以来，以英国脱欧公投、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群体性崛起和美国总统大选等为标志，新一轮全球民粹思潮与民粹主义运动更加凸显了西方传统左—右翼政党体系的衰落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终结。

冷战结束后，西方政党体系上述危机的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政党在组织层面的加速衰败，其突出表现就是党员人数的显著下降与党员/选民比的持续走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党员的绝对人数层面，还是党员占整体选民的比重层面来看，西方绝大多数政党都在经历一个长期的严重衰退过程。党员人数方面，以1980—2000年为统计区间，在20个欧洲传统民主国家和“第三波”民主国家中，有多达14个国家的党员总人数出现了20%以上的大幅减少。其中，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降幅都在50%以上。党员/选民比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上述20个国家党员/选民比的平均值仅为4.99%。20年间，仅有4个国家出现了党员/选民比的微幅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党员人数与党员/选民比的“双降”趋势不仅没有收窄，而且涉及的国家和影响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2000—2008年，不到十年间，在纳入统计的27个欧洲国家中，党员人数不仅继续大幅减少，党员/选民比的平均值更是降到了历史最低的4.65%。党员人数以及在整体选民中比例的大幅下降对政党基层组织规模、力量与号召力等方面的消极影响是直接且显著的。随着党员数量的锐减，除了少数新建政党之外，大多数政党不得不采取压缩地方基层组织数量、减少固定雇员等措施。与此同时，面对日益萎缩的党员规模，多数政党尤其是有执政诉求的政党往往倾向于将有限的组织资源集中于竞选活动而非党组织的日常建设与维护。对此，有西方学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一个政党而言，党员无疑是重要的，但选举显然更加重要”。总之，伴随冷战结束以来党员人数的不断减少与政党在选民中总体比例的持续走低，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将不得不面临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不利局面。

2.政党组织内外精英化倾向的持续加剧

一般而言，作为聚合、表达全社会整体民意并寻求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政党天然地就具有相当程度的“精英”属性。然而，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政党精英化倾向的持续加剧却在不可避免地拉大政党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加速党的中央机构与地方或基层组织间权力结构的极化趋势。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近代西方政党诞生之始，政党就带有浓厚的精英型特征，即政党本质上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而存在的政治组织。从组织演化形态以及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直到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社会政治参与度的不断提高，西方政党的发展才开始不断向群众型政党(mass party)乃至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 party)过渡。在后两种类型中，政党的精英化色彩有所减弱，转而开始不断扩大党员和党组织规模，并尽可能地寻求代表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利益。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传统政党普遍陷入发展危机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政党类型——卡特尔型政党(cartel party)应运而生。对于卡特尔型政党而言，政治竞争日益走向专业化，政党间的竞争开始更加注重组织管理的技术与效率，党的政治资源逐渐从党费、社会资助转向国家补贴(state subventions)，普通党员与党内精英的关系变得更加疏离，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不再那么重要，甚至党员与非党员的界限也变得十分模糊。在这一过程中，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政党已经从传统的大众性组织演变为资金密集型的、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选举机器”(electoral machines)。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政党的上述“卡特尔化”倾向的不断加强已经使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变得日渐疏离，直至最终演变为国家(part of state)而非社会的一部分。

在西方政党与社会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的同时，在政党组织内部，党内精英与基层党员及党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出现了显著的极化倾向。对于大多数尤其是志在寻求执政的政党而言，如何获取更多的选票和政府职位成了党的核心要务，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基础党员和组织的发展状况相对就变得更加次要甚至无足轻重。实际上，针对西方政党组织层面的这种极化现象，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早在1915年就将其发展的归宿定义为“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沿着这一演变逻辑，政党愈发倾向于重视选举而非意识形态和组织建设，以更有利于党的领导人能够赢得选举或谋得政府内的重要职位。由此，政党内部尤其是党的精英领导层与基层党员及党组织的关系变得日渐疏离，大量基层党员持续流失，基层党组织也陷入严重的弱化、空心化危机之中。以英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英国传统三大政党(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中央党部规模都在维持扩张的同时，相应地方党部的规模却都出现了严重的萎缩。以每10万选民雇员数/(S/E)为参照标准，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中央党部的这一比例均为0.15，规模保持不变。然而，同期地方党部的比例则从0.83骤降至0.30。结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党普遍衰落的大环境，英国政党基层组织的衰退以及中央—地方间的这种两极分化趋势无疑显得更加突出。也就是说，在“卡特尔化”的大背景下，西方政党正在加速实现与国家而非公民社会的融合，从而依靠国家获取更多的资金、组织等竞选方面的支持。由此，党内精英层与普通党员尤其是基层组织必然会加速疏离。随着基层党员及其组织对于政党的重要性的日渐衰减，基层党组织的持续弱化、空心化也就变得势所必然。

3.来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层面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化为代表的技术性因素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重塑着政党与政党政治的概念及其运行方式。“面对互联网掀起的数字化浪潮，现代政党十分注重挖掘其潜在的政治功能，用于扩大参与、选民沟通、政治宣传、投票动员及政治营销，继而也推动着政党政治的数字化转型。”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手段极大甚至根本改变了以往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基本规则与具体方式。在这种全新的“数字政治”(E-Politics)模式下，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方式看似具有相当程度的虚拟性，实则由于全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不仅极大弥补了传统政治运作方式中的不足，而且还从根本上实现了政党与选民之间“零距离”“全方位”的接触与互动。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政党的竞选活动往往可以在相同或更少的时间内用更低的成本游说或动员更多的选民。例如，通过脸书(Facebook)发起和管理好友申请、利用YouTube发布竞选视频以及借助Meetup组织相关集会等。

然而，对于政党的基础组织建设而言，互联网技术的改进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却更多地意味着挑战而非机遇。如上所述，在一个政治宣传与竞争日益数字化、虚拟化的时代，政党关注与着力建设的重心必然会愈发倾向于中央部门而非地方基层组织。对于参与竞选活动的各个政党而言，它们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维持大量的基础组织及相应人员队伍，借以从事与选民的大量接触、动员和游说工作。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政党已经不可避免地将工作的重心转向竞选活动，并且更多地倚重专家和高级技术人员等专业人士，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党员及其相应组织。因为从竞选所要耗费的成本以及实效层面来看，将更多的人员和精力集中于加强中央党部建设、倾力打造党首的个人魅力与影响力以及组建更加专业化的竞选团队等无疑是更加务实和高效的。由此，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与社交媒体的普及给西方政党的基础组织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巨大冲击。一方面，在强化中央党部建设的同时，政党的基层党组织被不断地弱化和边缘化;另一方面，即使对于那些仍然保有着相当数量的基础组织和基层党员的政党而言，基层党组织很大程度上也已经沦为政党强化中央权威、推举领袖以及个别政党领导人突出个人影响力的工具。例如，2018年6月，来自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出任政府总理，意大利由此成为首个由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执政的西方国家。其中，作为五星运动核心人物的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就热衷并擅长运用博客、推特、脸书、Meetup等多样化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来强化个人魅力以及组织、动员基层民众参与选举等政治活动，这些都成为五星运动成立不到十年就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并上台执政的重要因素。相比欧洲，在政党精英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的美国，自2008年总统选举以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早已成为选举活动不可或缺甚至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而言，无论是2016年最终赢得总统选举，还是后来近乎日常化的“推特治国”，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无疑都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变局、挑战下来自基层组织建设

层面的调整与变革

冷战结束后，面对来自意识形态、组织、网络及大众社交媒体等多重层面的变局与挑战，西方各主要政党在基层组织建设层面相应地也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性的调整与变革，以期最大限度地维持乃至增强它们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中的既有地位与影响。具体而言，这些调整与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升党内基层组织民主化程度，增强自主权

面对基层党员规模和党组织持续萎缩的现实，大多数传统西方政党都从继续维系本党在基层的积极形象与影响力等角度出发，着重从党内领导人选举和中央—地方权力分配等方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增强基层自主事务的决定权，从而在确保中央机构领导力和扩大党的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行政效率。如前所述，随着政党精英化倾向的持续加强，西方政党的碎片化、原子化使得基层党员愈发直接从属于党的中央组织而非地方或基层，党的中央机构据此甚至能够通过业已高度组织化的中央—地方体系实现对全党事务的掌控和处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党的基层组织的可有可无。无论是对于党的基层组织者，还是对于党的中央机构而言，维持并适当扩大基层组织的自主权仍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基层组织尤其是其领导人在处理自身事务方面本身就有扩大自主权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党的中央部门也倾向于通过赋予基层组织必要的自主性来吸引更多的潜在的成员或支持者。据此，有学者将冷战结束后西方政党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演变趋势称为政党的分权化(stratarchy)。政党内部权力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为分权，“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党组织都包含有一种内部的多元化或党内多层级共同治理的取向”。

在分权化改革的代表性政党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工党就开始将党的领袖选举制度由工会集体投票决定彻底改为由普通党员通过“一人一票”来决定。这种将党的领袖的决定权直接赋予所有基层党员和党组织的做法也已经在西方主要传统政党中陆续施行。对于那些本身就是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政党如绿党等而言，基层组织本身就在它们的中央—地方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此外，针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各主要政党分权化改革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候选人提名、领袖选举和政策制定等诸多重要领域，政党的中央机构与基层组织间已经形成了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政党卡特尔化的大背景下，其组织内部权力资源配置的分权化趋势正在呈现更加复杂多样的形式，如政党连锁经营模型(franchise party)，以及从科层制到分权制和联邦制转型的三重化发展模型。可以说，相比冷战结束早期学者对西方政党分权化演变的研究，西方政党在中央—地方权力关系上的这些新变化无疑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基层组织对于当前西方政党政治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2.大力发展非正式党员队伍，充实基层组织力量

在党员数量和组织规模严重缩减成为大趋势的情况下，除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既有基层党员和党组织的力量，如何尽可能地挖掘和发展非党员支持者(non-members supporters)的作用成为当前西方政党巩固基层组织建设的优先方向。一方面，选择仍然留下的党员一般对本党具有更高的认可度与忠诚度，他们也更倾向于为党的发展壮大积极工作;另一方面，在各党党员人数普遍骤降的大背景下，利用非党员支持者充实政党基层组织力量这种资源替代战略(resource-substitution strategy)目前已经在基层志愿工作、政治资金募集、候选人推举乃至充当本党候选人等方面体现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在大力充实非党员组织力量方面，英国工党在近年来的表现十分突出。冷战结束后，作为欧洲传统左翼政党代表的工党积极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发展，并曾先后在1997年、2001年和2005年赢得过国内大选。然而，党内代表“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与工会为代表的左派间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工党在2015年大选中惨败。新当选的党魁科尔宾(Jeremy Corbyn)从维护个人权威与重振工党的角度出发，在组织建设层面进行了大幅改革。截至目前，工党主要由三部分成员(或支持者)构成:正式党员(party members)、附属支持者(affiliated supporters)和注册支持者(registered supporters)。与正式党员相比，后两类支持者大多来自基层，尽管他们不具有代表工党的正式身份，但却可以平等地参与“一人一票”的党首选举。在2015年和2016年科尔宾连任党魁的两次选举中，均有接近一半的选票来自后两类非正式党员群体。此外，在2015年党魁选举中，科尔宾还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基层竞选团队——“前进”(Momentum)。截止到2018年4月，该团队已经拥有超过4万名正式成员以及150个地方性组织，它们的存在和运营对巩固科尔宾的党魁地位和影响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传统政党，凭借社会运动和基层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起家的绿党在发展非党员基层组织力量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新的改革与尝试。实际上，对于西方国家的绿党而言，正式党员和非党员支持者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值得深入关注与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精英型政党，绿党在组织层面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悖论，即基层民主传统与日益离心化的党内组织与党员(支持者)群体间的矛盾。对此，有学者通过对澳大利亚绿党中正式党员与支持者在党内各自发挥作用的研究后指出，尽管非活跃党员和活跃的支持者相比并无显著区别，但是，活跃党员或党内积极分子在政治参与、意识形态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对本党而言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积极发展非党员力量的同时，如何处理好正式党员与非党员支持者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当前绿党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新课题。

3.顺应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变革，创新基层组织形式与内容

面对互联网数字技术的革新与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给传统政党基层组织建设带来的强烈冲击与挑战，西方政党纷纷通过顺应变革并积极寻求创新来加以应对。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的普及的确可能会被一些政党领袖用来作为强化个人魅力与地位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它也极大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上政党领导人或中央与基层组织间的沟通方式，从而给政党基层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机遇，而这种变化可能并不以某些政党领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中，“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就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传统政党内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的一种变革效应，从而赋予了政党的基层党员(或支持者)及组织以更强的决策权。例如，2010年，时任英国工党党首的米利班德(Ed. Miliband)宣布对本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党员准入资格进行重大改革，在正式党员和附属工会成员之外，增加了第三种基于网络而诞生的非正式党员类型——注册支持者。只要在网络上注册并缴纳3英镑费用(2016年时调整为25英镑)，就可以平等地参与党魁等党内重要职位的选举。相对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专业化、精英化权力分配格局而言，工党的上述改革显然是基于互联网与新媒体背景下而做出的一种主动性调适。

与欧洲各主要政党相比，身处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基础组织变革方面则要走得更远。相比欧洲大多数政党，美式精英党更多的是“三无”政党，即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在基层组织方面，民主、共和两党在党的全国委员会下虽然也设有一定数量的州、县分支机构，但它们更多的只是围绕四年一度的大选而存在的筹款机构，并无更多党组织的实质性功能。然而，正是由于美国迥异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的诸多特征，才使得美国这种“非典型”西方政党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能够实现更多变革性尝试。实际上，早在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就已经开始将互联网和新媒体作为自下而上动员和组织基层选民的新的重要媒介与手段。而到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Bernard  Sanders)更是直接跨过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充分运用社交媒体与形形色色的基层草根社会运动组织密切合作。相比而言，最终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更是从一开始就打出“反精英”“反建制”口号，与共和党的各级组织保持距离，转而专注于通过社交媒体与各类基层团体和选民直接沟通。可以说，桑德斯的初选惜败与特朗普的最终当选均表明，互联网和新媒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美国政党既有的组织架构与功能。未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得不继续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做出更大幅度的调整与变革。

三、结语与思考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面对来自意识形态与社会认同、政党组织自身以及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的多重变局与挑战，西方各主要政党在基层组织建设层面均做出了或被动或主动的适应性调整与变革。结合西方政党整体衰退的大背景及其适应性变革举措，我们至少能够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初步启示与思考。

首先，政党危机大背景下西方政党基层组织的总体弱化是大势所趋。冷战结束以来，与党员人数锐减、党组织数量和规模持续萎缩相伴随，西方国家全社会普遍的政治冷漠与政治参与度的低迷使得西方政党再也无法重回二战结束初期的繁盛局面，危机与被动性变革已经成为西方各主要政党组织建设的常态。尤其是在选举中心主义政党(candidate-centred party)盛行的今天，西方政党普遍的“美国化”倾向已经使得传统的欧洲大众型政党出现不可逆转的精英化的趋势，从而使党的领导层与基层组织和党员的分化日渐加剧。相应的，在政党总体危机与政治资源日益匮乏的背景下，集中有限的资源以不断加强政党中央部门与领袖的地位与影响力也就成了多数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无奈之举。当然，政党精英化程度的提高并非必然导致寡头统治铁律的最终归宿。因为一旦失去了基础组织与党员的参与和支持，政党及其领袖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孤立化的精英，从而最终丧失政党存在所必需的权威与凝聚力。也就是说，尽管西方学界对于政党危机下的基础组织发展总体持悲观态度，但是，只要政党依然在现代民主政治运行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党的基础组织及成员就会始终在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其次，西方政党应对变局的某些适应性举措客观上也使得基层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复兴甚至壮大局面。出于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或增强政治影响力等需求，西方政党在危机下也不得不进行各种适应性变革与调整，尤其是在中央—地方组织建设层面。一方面，虽然西方政党在卡特尔化的大趋势下正在不断从公民社会倒向国家，但却并不能轻易地做出政党—国家关系的密切化必然严重损害基础党组织发展乃至代议制民主合法性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主动的适应性调整与变革举措，尤其是借助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与社交媒体的普及，一些传统型政党客观上也在基层组织的发展壮大方面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步。尤其是对于一些近年来出现的新党而言，通过打造更加“小而精”的党员队伍及其组织，反而更有助于它们构建更加广泛的竞选基础。最后，西方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危机本质上反映的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发展与民众对实质民主的需求间不相匹配的矛盾。实际上，西方政党所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与挑战并非来自直观的党员数量以及党组织规模的萎缩，也不仅仅源自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和社会认同的多元化、碎片化，而是基于现代社会民众日益增长的对实质民主的需求与低效的西方政党代议制民主之间的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于占西方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西方政党政治的衰落已经使得他们距离真正的政治决策过程越来越远。对此，著名西方政党研究学者彼得·梅尔曾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政党政治的衰败，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沦为日趋空心化的无“民”之“主”(democracy without a demos)。因此，只要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发展继续维持在技术性层面的适应与调整而不出现根本性变革，那么身处这一大背景下的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也必将持续陷入长期的、不可避免的衰落进程之中。

作者信息

赵卫涛，1984年生，博士，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

文章原载：

西方政党基层组织建设初探:变局、挑战与应对，《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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